我父亲和他的兄弟(第1/3页)

    先说大伯。

    大伯今年五十六岁,他们兄弟中最小的是我是四叔,才三十来岁,大伯的大儿子比四叔都大。这不奇怪,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,倘若要在在苏联,我的奶奶一定会成为“英雄母亲”

    小的时候,我跟着母亲住在乡下,房子是爷爷奶奶给他的儿子置办的。农村的习俗,儿子结婚,上一辈总是要给他一套房子的,无论建得怎么样。大伯家的房和我家的房子连在一起,中间的堂屋是公用的。

    我记得事的时候,大伯就是我们那个队的队长了,算得上是村委,附近哪家有什么事情总要找上他,像夫妻吵架他都要过问,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,他却不在乎。大伯有一手绝活,那就是吹唢呐。所以,一般村里哪家有红白喜事一定得请他,并不仅仅是看在他大小是个官的份上,而是请他吹唢呐。一般说来,吹唢呐都是两个人,而大伯和村里也是一个老唢呐是金牌搭档。那种阵势我见过,两个人往堂屋里边上的桌子旁一坐,眼光一接触,心里都有数了,一个人先吹起来,另一个人就天衣无缝地接上去,配合得恰倒好处。曲调也是花样百出,他们吹唢呐也不用谱,凭的都是记忆,时间一长就成了惯性,就像某些书中描绘的武林高手那样,一个词:心随意动。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吹奏的曲子名字是什么,我问大伯,他也不知道,说都是上一辈传下来的,谁知道呢?除了吹唢呐,还有吹大号。每当有重要宾客来的时候,大伯会从墙上取下号来,伸长了,喇叭朝着大门,深吸一口气,抵住号嘴缓慢地吐气,大号便响起来。先是小声,慢慢变大,中间抑扬顿挫的,一口气放完就该是高潮了。这时候,大伯紧接着再吸一口气,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吐完,那号声就震耳欲聋了。我仔细地观察,觉得真的是一门艺术了。他们也不要求有什么报酬,但主人家总会在他们走的时候每人塞一条猪腿什么的以作答谢。现在,大伯的大儿子也跟着他父亲学起了吹唢呐,也算是子承父业,好久都不回老家了,大哥应该满师了吧。

    大哥和二哥都结婚了,像爷爷一样,大伯为他俩修建了房子,跟他和我父亲的房子一样款式。而轮到三哥就麻烦了,虽然结了婚,但只能和大伯住在一起了,大伯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。四哥和五哥都在广东打工,如果某一天回来成家立业,恐怕够他喝几壶的了。

    我父亲在机关工作,大伯有什么事情找到他,而有的恰恰是他办不到的,只能拒绝了。大伯不理解,有时候说几句“两家话”意思是怪父亲。父亲倒不说什么,他从读书就在外面,一年难得回几次家。而母亲和我呆在乡下有六年多的时间,或多或少让大伯“另眼相看”了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伯常常对母亲说,太学(父亲名字)六岁那年吃杏子,杏仁卡在喉咙里出不来,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,还是我伸手把杏仁给抠出来,不然——

    再说我父亲。

    父亲四十有四,你也许要问了,为什么和大伯相差那么大呢?因为我还有两个姑姑,都比父亲大比大伯小,还应该有个二伯的,但不幸夭折了。

    可能在他们四兄弟中,我奶奶最愿意提起的就是父亲了,只有他在政府工作。但据我父亲讲,小时候,我的爷爷他的老子是不赞成他读书的,幸而奶奶说了句公道话,就让他读吧,等哪天他不想读了,自己会回来的。但父亲却没有回去,读着读着就读出名堂来了,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学校。那时候的师范学校一年只要十来块学费,每个月国家还给学生补贴。一年的补贴加起来远远超过了学费,这是计划经济的好处,像父亲他们就沾光了。父亲毕业后先是一名民办教师,不几年就转成公办,正二八经一名吃公家饭的国家干部了。教了三五年书,父亲就转业到政府里,当过几年武装部长,我看过那时候他的戎装相,觉得蛮帅气的。紧接着再转业,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,一直就干到现在。

    父亲尝到了知识的甜头,对我们兄妹俩的学习就督促得紧了。每当我抱怨学习困难的时候,他就忆苦思甜了:当初我们读书是什么条件?你是没经历过,一年到头穿草鞋,帆布包一背就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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