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一回 冯玉祥长城抗战 吉鸿昌北平遇害（(第2/3页)
然而，蒋介石却再次与全国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，命令何应钦调动大军，围剿同盟军。同时致电冯玉祥，提出：“立即结束军事行动，交卸兵权。取消同盟军名义，离开察哈尔省。”随后，蒋介石又竭力阻挠、破坏，以断绝给养，劫截民众捐款等手段，企图迫使同盟军在饥饿、流血中溃亡。
抗日同盟军将士不为所动，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顽强抗争。冯玉祥通电全国，揭露当局不予接济，反以重兵压迫，造谣栽诬，欲置同盟军于死地之险恶用心；并表示同盟军要“于血泊之中求挣扎，为民族生存而奋斗”。在吉鸿昌、方振武的指挥下，同盟军兵分左、中、右三路，向日军盘踞的多伦发起猛攻。吉鸿昌身先士卒，袒臂冲锋，率领数万饥疲之师，与日军血战五昼夜，收复多伦城；又乘势追击，把日伪军全部赶出察哈尔省境。
捷报飞传，举国欣喜若狂。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宋庆龄、何香凝等联名致电蒋介石：“为国家惜人才，为社会留元气。速停同室操戈，枪口一致对外。立即拨付军饷，接济抗日部队。”蒋介石接电，恼羞成怒，在庐山召集军事会议，研究围剿抗日同盟军之策。决定从江西抽调八个师，约十二万兵力北上，由何应钦亲自指挥，会同庞秉钧、冯钦哉两个军，共计十五万人马，四面合围抗日同盟军，务要将其斩尽杀绝。同时，蒋介石委派马伯援赶赴张家口，强迫冯玉祥接受四项原则：“一、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，致使察省脱离中央，妨害政令统一。二、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。三、勿滥收散军土匪，为地方秩序之患。四、勿引用共匪头目，煽扬赤化，贻华北以无穷之患。”冯玉祥仰天长叹，被迫发表通电，表示：“国难严重，不忍自相残杀，自即日起，忍痛收束军事。”随后，冯玉祥挥泪宣布，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，带领数名亲随离开张家口，返回山东泰安隐居。
与此同时，何应钦率领十五万国民党精锐部队，与一万日军、二万伪军互相配合，向仅剩一万余人的抗日同盟军重重围逼，大开杀戒。
冯玉祥离开后，吉鸿昌和方振武坚持斗争，誓死反蒋抗日。然外援完全断绝，粮弹极度匮乏，强敌四面紧逼，处境极其艰险。吉鸿昌、方振武不愧为中华好儿男，联名通电全国，表示：“我们反蒋，是因为他卖国。我们抗日，是要保住祖宗留下的江山！一息尚存，奋斗到底；杀灭倭寇，视死如归；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”并将“抗日同盟军”改名为“抗日讨贼联军”。方振武就任代理总司令，吉鸿昌任左路军总指挥，率部誓师，称：“有贼无我，有我无贼。非贼杀我，即我杀贼。半壁河山，已经改色。是好男儿，舍身报国。”随后，方、吉指挥近万人的抗日队伍顽强拼杀，冲破敌军重围，艰苦转战两个多月。
在最艰难的时刻，吉鸿昌始终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，他多次派人与河南的抗日同盟会高树勋部联系，计划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，在豫东一带建立苏区；但却因敌军四面围追、堵截而未能如愿。
十月中旬，抗日讨贼军行至小汤山一带，再次陷入商震、庞秉钧、关征麟等部与日、伪军的包围之中。方振武、吉鸿昌率部与敌血战竟日，终因弹尽粮绝，部队死伤惨重。方振武、吉鸿昌力竭被俘，部队被消灭。方、吉在被押解途中侥幸逃脱，潜往天津。蒋介石立即悬赏缉拿。方振武隐姓埋名，逃往湘江。吉鸿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追踪、绑架，押往北平陆军监狱监禁。
抓住了吉鸿昌，蒋介石闻之，不由得暗自窃喜。蒋介石的逻辑是：“抗日有罪，爱国该杀。”他授意北平军政委员会，专门组建军事法庭，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，对吉鸿昌开庭审判。
在法庭上，吉鸿昌一身正气、大义凛然地宣称：“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，由于党的教育，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，而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。为我们党的主义，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，感到无尚光荣。”法官秉承蒋介石的旨意，无需多问，便匆忙宣布：“吉鸿昌犯有违抗军令、擅自抗日罪；加入共党，煽动赤化罪；判处死刑，立即枪决。”
1934年11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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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同盟军将士不为所动，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顽强抗争。冯玉祥通电全国，揭露当局不予接济，反以重兵压迫，造谣栽诬，欲置同盟军于死地之险恶用心；并表示同盟军要“于血泊之中求挣扎，为民族生存而奋斗”。在吉鸿昌、方振武的指挥下，同盟军兵分左、中、右三路，向日军盘踞的多伦发起猛攻。吉鸿昌身先士卒，袒臂冲锋，率领数万饥疲之师，与日军血战五昼夜，收复多伦城；又乘势追击，把日伪军全部赶出察哈尔省境。
捷报飞传，举国欣喜若狂。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宋庆龄、何香凝等联名致电蒋介石：“为国家惜人才，为社会留元气。速停同室操戈，枪口一致对外。立即拨付军饷，接济抗日部队。”蒋介石接电，恼羞成怒，在庐山召集军事会议，研究围剿抗日同盟军之策。决定从江西抽调八个师，约十二万兵力北上，由何应钦亲自指挥，会同庞秉钧、冯钦哉两个军，共计十五万人马，四面合围抗日同盟军，务要将其斩尽杀绝。同时，蒋介石委派马伯援赶赴张家口，强迫冯玉祥接受四项原则：“一、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，致使察省脱离中央，妨害政令统一。二、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。三、勿滥收散军土匪，为地方秩序之患。四、勿引用共匪头目，煽扬赤化，贻华北以无穷之患。”冯玉祥仰天长叹，被迫发表通电，表示：“国难严重，不忍自相残杀，自即日起，忍痛收束军事。”随后，冯玉祥挥泪宣布，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，带领数名亲随离开张家口，返回山东泰安隐居。
与此同时，何应钦率领十五万国民党精锐部队，与一万日军、二万伪军互相配合，向仅剩一万余人的抗日同盟军重重围逼，大开杀戒。
冯玉祥离开后，吉鸿昌和方振武坚持斗争，誓死反蒋抗日。然外援完全断绝，粮弹极度匮乏，强敌四面紧逼，处境极其艰险。吉鸿昌、方振武不愧为中华好儿男，联名通电全国，表示：“我们反蒋，是因为他卖国。我们抗日，是要保住祖宗留下的江山！一息尚存，奋斗到底；杀灭倭寇，视死如归；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”并将“抗日同盟军”改名为“抗日讨贼联军”。方振武就任代理总司令，吉鸿昌任左路军总指挥，率部誓师，称：“有贼无我，有我无贼。非贼杀我，即我杀贼。半壁河山，已经改色。是好男儿，舍身报国。”随后，方、吉指挥近万人的抗日队伍顽强拼杀，冲破敌军重围，艰苦转战两个多月。
在最艰难的时刻，吉鸿昌始终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，他多次派人与河南的抗日同盟会高树勋部联系，计划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，在豫东一带建立苏区；但却因敌军四面围追、堵截而未能如愿。
十月中旬，抗日讨贼军行至小汤山一带，再次陷入商震、庞秉钧、关征麟等部与日、伪军的包围之中。方振武、吉鸿昌率部与敌血战竟日，终因弹尽粮绝，部队死伤惨重。方振武、吉鸿昌力竭被俘，部队被消灭。方、吉在被押解途中侥幸逃脱，潜往天津。蒋介石立即悬赏缉拿。方振武隐姓埋名，逃往湘江。吉鸿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追踪、绑架，押往北平陆军监狱监禁。
抓住了吉鸿昌，蒋介石闻之，不由得暗自窃喜。蒋介石的逻辑是：“抗日有罪，爱国该杀。”他授意北平军政委员会，专门组建军事法庭，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，对吉鸿昌开庭审判。
在法庭上，吉鸿昌一身正气、大义凛然地宣称：“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，由于党的教育，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，而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。为我们党的主义，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，感到无尚光荣。”法官秉承蒋介石的旨意，无需多问，便匆忙宣布：“吉鸿昌犯有违抗军令、擅自抗日罪；加入共党，煽动赤化罪；判处死刑，立即枪决。”
1934年11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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