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回 毛泽东考察农运 周恩来武装工人（(第2/3页)
的追随者。革命成功以后，自然是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。工人、农民不能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。”他明确指责道：“当前有两种严重的危险倾向，一种是农民运动左倾，发展太快。另一种是右倾，国民党右派以及北伐军将领中有人对农民运动非常恐怖。这两种倾向继续发展下去，会破坏国共合作。简言之，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：反对党内的左倾，防止党外的右倾，以求达到各派势力均衡。”他公开批评湖南的农民运动是“幼稚的过火行为”，会“动摇北伐军心，妨碍统一战线”。苏联顾问鲍罗廷也认为：“马上解决土地问题，条件尚不成熟。”毛泽东不同意陈独秀、鲍罗廷的意见，提出让与会代表详细讨论；却被陈独秀一口否决。自此，毛泽东开始怀疑陈独秀的主张是典型的右倾政策。多年来，陈独秀一直是毛泽东非常敬重的导师、领袖；而今，在对待农民运动的问题上，二人之间却出现了重大分歧。
毛泽东不服，决心深入实际，调查研究，弄清事实真相。会后，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下乡考察。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戴述仁的陪同下，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，脚穿草鞋，手拿雨伞，一路风雨无阻，考察了湘潭、湘乡、衡山、醴陵、长沙五县。历时三十二天，行程七百公里。农村的沸腾生活、剧烈变化使毛泽东耳目一新，眼界大开。他听到了农民协会扬眉吐气，土豪劣绅威风扫地的各种详细汇报。他看到了农民给地主戴高帽子游乡、成立梭镖队维持地方治安、组织起来修路修坝、破除封建迷信、禁烟禁赌、普及文化等新奇事件。他被感染、被激动，决心仗义执言，为农民运动鼓与呼。
对于同一件事，站在不同阶级立场的人，会得出不同的、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。考察归来，毛泽东奋笔疾书，写出了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一文，文章认为：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能那样雅致，那样从容不迫，文质彬彬，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。”文章叙述了湖南农民所作的十四件大事，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必要措施。毛泽东指出：“农村革命的形势，简直是疾风暴雨，顺之者存，违之者灭。其结果，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，打得落花流水。”“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，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，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。这是好得很。”报告旗帜鲜明的提出要“推翻地主武装，建立农民武装”。在报告的结尾，毛泽东含蓄地批评一些人道：“嘴里天天说‘唤起民众’，民众起来了又怕得要死，这和叶公好龙，有何两样！”
毛泽东的报告送到中共中央，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看后拍案叫绝，极口称赞：“毛泽东是农民运动之王。”他将毛泽东的报告送给陈独秀阅处，陈独秀粗略的看了两页，道：“毛泽东固执己见，与中央的决定背道而驰。其报告由你处理一下。”瞿秋白接回报告，细心研读后，在党的机关刊物《向导》上摘要发表了部分章节。随后，瞿秋白又通过长江书店，以《湖南农民革命》为书名，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，公开发行；并为该书加写序言，鼎力推介。
陈独秀的冷遇，并未使毛泽东气馁。他离开湖南，又匆匆忙忙赶到武汉，催促正在筹备的农讲所尽快开学。毛泽东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：“将原定之招收湘、鄂、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，农讲所直接由国民党中央办理，名称改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，以适应形势的发展。”他的建议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邓演达的大力支持，很快付诸实施。决定由邓演达、毛泽东、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，由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。
中央农讲所迅即开学，招收了七百四十名学员。毛泽东信心十足，为农讲所制订了《规约》和教学计划、课程设置。新的农讲所最大的特点是高度重视军事训练。毛泽东审时度势，清醒地认识到了军事武装的重要性。他在《规约》中赫然写明：“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，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”，“不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，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”。在毛泽东的努力下，农讲所开设了军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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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不服，决心深入实际，调查研究，弄清事实真相。会后，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下乡考察。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戴述仁的陪同下，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，脚穿草鞋，手拿雨伞，一路风雨无阻，考察了湘潭、湘乡、衡山、醴陵、长沙五县。历时三十二天，行程七百公里。农村的沸腾生活、剧烈变化使毛泽东耳目一新，眼界大开。他听到了农民协会扬眉吐气，土豪劣绅威风扫地的各种详细汇报。他看到了农民给地主戴高帽子游乡、成立梭镖队维持地方治安、组织起来修路修坝、破除封建迷信、禁烟禁赌、普及文化等新奇事件。他被感染、被激动，决心仗义执言，为农民运动鼓与呼。
对于同一件事，站在不同阶级立场的人，会得出不同的、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。考察归来，毛泽东奋笔疾书，写出了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一文，文章认为：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能那样雅致，那样从容不迫，文质彬彬，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。”文章叙述了湖南农民所作的十四件大事，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必要措施。毛泽东指出：“农村革命的形势，简直是疾风暴雨，顺之者存，违之者灭。其结果，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，打得落花流水。”“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，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，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。这是好得很。”报告旗帜鲜明的提出要“推翻地主武装，建立农民武装”。在报告的结尾，毛泽东含蓄地批评一些人道：“嘴里天天说‘唤起民众’，民众起来了又怕得要死，这和叶公好龙，有何两样！”
毛泽东的报告送到中共中央，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看后拍案叫绝，极口称赞：“毛泽东是农民运动之王。”他将毛泽东的报告送给陈独秀阅处，陈独秀粗略的看了两页，道：“毛泽东固执己见，与中央的决定背道而驰。其报告由你处理一下。”瞿秋白接回报告，细心研读后，在党的机关刊物《向导》上摘要发表了部分章节。随后，瞿秋白又通过长江书店，以《湖南农民革命》为书名，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，公开发行；并为该书加写序言，鼎力推介。
陈独秀的冷遇，并未使毛泽东气馁。他离开湖南，又匆匆忙忙赶到武汉，催促正在筹备的农讲所尽快开学。毛泽东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：“将原定之招收湘、鄂、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，农讲所直接由国民党中央办理，名称改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，以适应形势的发展。”他的建议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邓演达的大力支持，很快付诸实施。决定由邓演达、毛泽东、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，由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。
中央农讲所迅即开学，招收了七百四十名学员。毛泽东信心十足，为农讲所制订了《规约》和教学计划、课程设置。新的农讲所最大的特点是高度重视军事训练。毛泽东审时度势，清醒地认识到了军事武装的重要性。他在《规约》中赫然写明：“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，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”，“不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，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”。在毛泽东的努力下，农讲所开设了军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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